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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作为首任足球彩票主席，为民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逝世前夕，李济深还一直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李济深留给民革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自1948年1月1日民革建立到1959年10月9日因病逝世，一直担任足球彩票主席，为民革的成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团结带领国民党民主派成立民革

李济深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抗战后期为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就与何香凝、蔡廷锴等人酝酿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以此团结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14日，民促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民促成立后，因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受到蒋介石的打压而不得不转入地下，并将中央机关总部迁往香港，李济深也于1947年2月下旬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并提出挽救时局的七点意见。对此，蒋介石不但不接受，反而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开除了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李济深也因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李济深在领导筹建民促的同时，也与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保持着密切联系。民联亦在抗战后期开始酝酿筹建，其前身是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发起组织的民主同志座谈会，后来决定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并派朱蕴山到桂林与李济深、何香凝进行联系，争取支持。关于组织名称，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为主要发展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以民联名义吸收成员并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重庆宣告成立，谭平山、陈铭枢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李济深、冯玉祥等3人为民联指导员。1946年春，民联为了促进国民党民主派之间的团结，曾设立政治会议，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其中就有创造条件使两个组织联合之意。民联还借李济深到重庆参会之机，向李济深汇报了民联的情况，李济深对民联表示支持，“希望将来民促和民联两个兄弟组织可以联合起来”。随后，在由李济深、冯玉祥等人具名组织的一次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聚会上，达成了“国民党民主派要联合起来才有力量”的共识。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在其香港寓所召集民促和民联领导人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联合问题。大家认为，民联和民促自成立以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并公开打出了反蒋的旗帜，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民联和民促都有联合的愿望和要求，但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联合的问题可以通过另建一个新的革命组织，让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新组织，作为骨干力量开展革命工作。会后，李济深、何香凝联名致信在上海的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发出邀请：“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10月，民联领导人陆续到达香港，参与到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筹备工作中来。

1947年10月，已会聚香港的民促、民联领导人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推选李济深、何香凝为筹委会召集人，柳亚子为秘书长。筹备期间，讨论确定了组织名称，酝酿了领导人选，并起草了主要文件。关于组织名称，曾有“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国民党民主派同盟”等各种建议，经李济深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建议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得到何香凝、朱蕴山等人的支持。何香凝认为：“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朱蕴山则展示了孙中山的手迹：“革命委员会当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并表示孙中山当年曾组织过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正好显示了国民党民主派决心继承和发扬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筹委会一致同意将新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人选，在民革筹建初期，大家都认为应由李济深担任主席，但李济深本人却一再推辞，先是希望由冯玉祥担任主席，在冯玉祥表示暂时不能由美国来香港后，又建议请宋庆龄担任主席，并指出：“民革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孙夫人如能出来担任民革主席，则正名领导，民革的作用必将更大。”为此，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还联名写了一封《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来香港领导民革工作，宋庆龄对成立民革表示赞成和支持，但她认为自己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最后，还是决定由李济深来担负领导民革之重任。此外，筹委会还讨论起草了民革的组织总章、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在短时间内基本完成了纷繁复杂的筹备工作。

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开幕，民联、民促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代表110余人出席大会。李济深致开幕词，简要介绍了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经过和即将成立的民革的政治主张，并表示：“今天适好是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何香凝也发表讲话，强调大会的宗旨是“要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真心实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2月25日，联合代表大会又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代表们以民主协商方式进一步统一思想，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为民革的正式成立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李济深主持大会，选举产生了由54名中央执行委员、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第一届足球彩票执行委员会。大会推举宋庆龄为足球彩票名誉主席，李济深为足球彩票主席。大会通过的民革《行动纲领》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为此，“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

李济深领导成立民革，使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反蒋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由反蒋救国转变到了公开推翻蒋政权”，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民革自成立之日起，便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同盟。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民革的成立表示欢迎，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与民革等民主党派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领导民革参与筹备新政协成立新中国

民革成立后，民联、民促继续保持各自的组织，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但由于它们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在组织上存在交叉，因此能够在反蒋斗争中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一步壮大了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声势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李济深领导民革与民联、民促一起，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对此，民革、民联、民促分别发表否认伪选的声明，其中民革在声明中指出所谓“行宪国大”完全是“独裁者用以巩固其卖国独裁的御用工具”，所选的“总统”“副总统”“不仅于法无效，且根本为中华民国之罪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迅速得到了民革、民联、民促的热烈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一起，从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民革、民联、民促又分别单独发表声明和宣言，热烈响应，其中民革在声明中强调：“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与此同时，民革、民联、民促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组织和指导下，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通过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发表文章等方式，就有关新政协的各种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了基本共识。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希望诸位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随后，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发出邀请，并护送他们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民革和李济深极为重视，“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毛泽东曾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就召集新政协事宜征求意见，并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列出的一份长达29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邀请名单中，李济深名列首位。9月，中共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工作开始后，原计划安排李济深“第一批北上，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未能实现”。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民促领导人蔡廷锴应邀第一批进入解放区，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此后，中共方面更是一再真诚相邀，促请李济深尽快北上解放区。如10月30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请尽快邀请民革（李济深能来最好）”。相隔不到一周，11月5日，中共中央又电示香港分局，如果李济深“有北上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电相邀，以促其行”。李济深之所以迟迟未能北上，是因为他正在领导民革利用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关系密切的独特优势，积极从事军事策反工作，让国民党军队官兵弃暗投明。李济深曾言：“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绩，将何以交代新政协？何以交代联合政府？”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为推动许多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令李济深十分欣慰，再加上新政协筹备工作已正式提上日程，遂在中共方面的精心安排和护送下，李济深于12月26日同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等一起秘密离港北上解放区。

1949年1月10日，李济深到达沈阳，与首批进入解放区的谭平山、蔡廷锴实现会合。在交谈中，谭平山、蔡廷锴向李济深建议：“任公既来此间，宜早些表示接受中共之领导”。其实，李济深在大连就已对前往迎接的朱学范明确表示：“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因此，李济深欣然接受谭平山、蔡廷锴的建议，于1月1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这标志着李济深明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紧接着，1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蔡廷锴等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表明包括民革、民联、民促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宣告成立，民革、民联、民促皆有代表参会，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言，并被推举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完成了政协代表人选的协商和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民革、民联、民促代表和候补代表共39人，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陈铭枢等在会上作了发言。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举行选举，宋庆龄、李济深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外，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中，也有多位民革、民联、民促领导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谭平山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全担任卫生部部长、朱学范担任邮电部部长等。

团结带领民革实现组织统一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民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为此，民革在进行组织整理和重新审查登记成员的基础上，首先着手解决统一组织的问题。

1949年10月6日，由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组成的统一协商会议，公推李济深为召集人，并邀请国民党知名人士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参加，讨论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统一问题。随后，各方又经过多次协商，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制定了统一工作方案。在此期间，10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茶话会招待民革领导人，周恩来到会讲话，希望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爱国民主分子不分先后，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才能集中力量，为人民服务。正是在此精神指导下，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四个方面的代表58人，简称“四方会议”。其中，作为第四方面的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部分成员、部分起义将领和国民党知名人士等。会议决定四个方面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通过的《宣言》表示：“我们应尽可能地健全我们党的组织，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和作风，务使党的组织不再是一个落后的散漫的集团，而是一个进步的有纪律的，并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政党。”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5名中央委员和2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足球彩票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会议还成立了以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任务的足球彩票团结委员会，由李济深、何香凝等72人组成，李济深兼任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是民革历史上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组织统一问题，使民革成为统一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政治组织。通过这次会议，民革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新中国成立后民革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民革在实现组织统一的基础上，还确定了今后组织发展的原则、对象和范围。在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周恩来曾就民革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指出，原国民党中层广大职教公务人员应当是民革主要发展对象，希望民革朋友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争取他们，使他们懂得如何为人民服务。随后，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我们的党员，不求其量之多，而求其质之纯，发展的范围不求其宽广，而求其适应新民主主义阶段中的建设需要。”会后，李济深经与何香凝等人商量，并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商，决定在发展新成员时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同纲领》的政治方向。在李济深的领导下，民革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较大发展，各级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加强了领导，配备了干部，为参与新中国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

李济深作为首任足球彩票主席，为民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李济深的秘书张克明所言：“任公对建立和发展民革组织是费了心血的，在民革处于地下工作时期，他领导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出入虎穴，历尽艰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在建立民革各省市地方组织方面，在教育民革成员提高思想认识方面，在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团结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尤为可贵的是，李济深直到逝世前夕，还一直强调民革一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这也是李济深留给民革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