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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黄埔军校创立后，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李济深对黄埔建校、建军，对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取得重要建树，但是李济深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且备受其排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同时，对各种与他持不同政见或不属于其一派的人士，也以种种手段予以排挤。李济深于1929年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就是典型的一例。李济深由此一步步脱离了蒋介石阵营，组织领导革命民主运动，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李济深的思想转变和人生道路的转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通过阅读和分析史料，大致可以梳理出其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折，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他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逐渐完成的。

1944年，广西桂林沦陷后，李济深不愿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长，而是回到他的故乡广西苍梧，大力组织民众抗日活动。同年9月7日，周恩来电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任潮（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如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及党领导的东江纵队与李济深频频联络，双方派出的代表，络绎于途。共产党人并打算在西南敌后及半沦陷区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抗日民主政权。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还决定在南方成立以李济深为司令，以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民主联军”，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准备在条件成熟之时，团结各种抗日力量，一举反攻广州。

围绕以上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建立西南抗日政权和“华南民主联军”的计划，共产党人和各抗日人士通力合作，策划、发动了多宗重大的举措。诸如，1944年秋冬广东“三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1945年1月14日，广东吴川、化县、廉江抗日武装起义；1月底，广东茂名、电白、信宜起义；2月，钦州、廉州四属起义等；此外，粤中抗日游击队西进，八路军三五九旅（即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东纵”“珠纵”北上等。后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结束，上述建立“华南民主联军”的计划未能继续执行。虽然如此，但中国共产党与李济深合作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则是不应被淹没的。

当时，广东共产党组织派往李济深处的代表是李嘉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学校长）；李济深派往“东纵”的代表是陈残云（共产党员、著名作家）、李伯球（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而在三罗地区组建抗日武装和从事党的工作的，有唐章（三罗地区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等人；出现在李济深身边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还有狄超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中共桂林文委书记）、梁漱溟等。这些人很多写了有关文章和回忆录。20世纪70年代，笔者与陈残云在广东文化部门工作，短期共事，曾亲听这位作家讲过李济深与共产党人联系、合作的故事，还读过他写的有关文章。

在此之前，李济深于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随后在香港、广西开展过一系列民主运动，这是李济深生平重要的节点；然而，与共产党人实实在在的接触、联系和合作，则是在这一时间段开始的。当时，李济深处境艰危，不但政治上备受蒋介石的打压和迫害，经济上也很困难。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信任李济深，据三罗地区民众武装指挥部参谋长李镇靖说，毛泽东在来电中说，“华南民主联军”司令一职，“非君（李济深）莫属”。中共并决定将“东纵”“珠纵”交李济深指挥。在经济上，对李济深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当陈残云、李伯球代表李济深到东江罗浮山（“东纵”司令部所在地）联络时，东江纵队领导人派其二人带了一斤黄金和一斤人参，转交给李济深。众所周知，当时“东纵”的经济状况也是极为困难的。共产党人在此时给予李济深政治上的信任和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对李济深应有很大的触动。1945年4月，李济深到三罗地区考察时说：不要对国民党“有幻想”。同时，他又对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给予了赞扬，说“你们是真正抗日的！”可知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以往在“反蒋”和民主运动中的思想共鸣、目标一致和人员联络，发展到在抗日旗帜下双方切实的合作，并且已经进展到共同策划组建抗日军队、建立抗日政权、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实践层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香港，李济深无疑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李济深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之后，李济深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毅然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这是李济深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是他人生中最亮丽的光点。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是李济深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继续，特别是与抗战后期同共产党人合作经历密切关联着的。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