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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登高远眺，总会问身边的爱人，东南，是哪个方向。似乎这样，我就可以乘着清风，去俯瞰祖国东南的那个小岛。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我们却没能等到家人回家，这似乎成了家里人内心深处永远隐痛流血的伤口。

上个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大外公参加青年军出川抗日。于后辈而言，不过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昂口号而已，对于那时的外公与大外公兄弟俩，长达一生的分别，也就彼时起，拉开了帷幕。日本投降之后，大外公没能回四川，经年辗转之后，去了台北。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座机旁边的墙壁上，总贴着一张白纸，纸上记录着外公和大外公约定好的通话时间。我们郑重其事地提前围坐在电话旁边，将自己近期生活或者工作、学习上最值得分享的一件事提前想好。等待的过程对我来说沉闷又无聊，我难以理解，这样艰难地通上话之后，外公和大外公却从未道过一声思念。大外公说那些他吃不惯的饮食饭菜，说他总是一个人去新北的四川路上瞎晃悠；外公也只是说，乡下红石堰近来有些涨水，抑或是向哥哥汇报自己赶在雨季正式到来之前，已将老母亲的坟墓修葺过，一切都好。那时的我，又怎么会明白，那句说不出口的思念其实是他们不敢提不愿提的伤疤。

而直到今天，我才后知后觉，外公听着自己的哥哥日渐“走样”的四川话，想象着那些与南充与阙家镇的红石堰早已没有关联的另一种生活的时候，海峡分隔的，早已不仅仅是兄弟俩的肉体。时代和历史的洪流，从各种意义上，带走了他的哥哥。

两岸通航的时候，家里人很是高兴了一段时间。等待亲人回来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外公终日地理发、刮胡子、收拾屋子，将那些老旧的家具擦得一尘不染也不停下来，我则更多的是带着好奇，想看看那个电话那头的大外公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回来那天，他穿着普通样式的白色短袖，皮肤比自己既要教书也要下地的弟弟白很多，头发细软花白，讲起话来四川话普通话闽南话夹杂在一起。那时的大陆还在艰难地发展中，并不富裕，大外公带回来的大行李箱简直成了孩子们的百宝箱，那些新奇时尚的礼物让我们大开眼界爱不释手。在我们嘈杂的欢笑声中，年迈的兄弟俩相视而望，对路上的奔波寒暄一番之后，竟一时无言。大外公抬起右手，似乎是想拍一拍外公的肩膀，最终还是放下了。我想，那无言中流下的眼泪里，或许还有着兄弟俩记忆中的少年，有他们逝去的爹娘一去不返的青春和他们都知道其实已经回不去的故乡。

分别的那天，大外公问我：娃娃你长大想干啥？我说我要当老师，和外公一样当老师。大外公笑了，短暂的相聚似乎唤醒了他的四川话技能。“当老师好噻，教书育人。都是我勒个老头儿可能是莫法回来看你上课了哦。”年幼无知的我天真地问：“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想回来就回来啊！”他眼神闪烁，然后缓缓地看向远方，好像在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又好像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看。

回台湾后，大外公生出了回四川定居的念头，没能等到政策落地，外公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大外公正于积极奔走中听闻噩耗后，也一病不起。他们最后也没能等到团聚的那一刻。带着遗憾离开的人，永远也不能看到了，经济的发展，家庭境遇的改善，国家的强大，台湾亲人回乡政策越来越便利……外公和他的没能回家的哥哥，都看不到了，只是给我们这些后辈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总以为隔开亲人的，是海峡，其实时间本身，又何尝不是最无情的屏障呢？

如今，那个说要当老师的小姑娘长大了，不仅站上了讲台，更是带上了中山像。我想，两岸本就同宗同源血脉相连，回家不应该这么难，带着遗憾离开的亲人不应该这么多。

我家的遗憾已无法弥补，但不能让别人也经历遗憾。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弥补遗憾，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接我的亲人回家，接千千万万同胞，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