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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向解放军发信号！”

舞台上，“市邮政局代理局长王裕光”眼看室内并无白布可用来向解放军投降，聚光灯下，“他”情急生智，将“国民党守军赖营长”床上的白床单抽出，冒险推开窗户，边飘扬白床单边向着河对岸解放军部队高声大喊：“投降了！投降了！”此刻，时针正好指在了解放军接受守军投降的最后期限——下午4点。一场原本会造成双方大面积伤亡的血战就此消弭……

台下，伴随着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由吉朋晓、杜福昌、陆炜、冯昊翀4位机关干部为“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博爱悦读会而专门排练的短剧《上海邮政大楼的一段往事》就此落下了帷幕。在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机关干部们的表演，生动而又富有感染力；但75年前，在上海解放的那几天真实发生过的一幕幕，却又要惊心动魄得多。

1949年5月25日，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苏州河边的上海邮政大楼成为最后激战的地方。为了上海的完好保存，中共中央命令解放军在进攻时不能使用重武器。

四川路桥是国民党守军在苏州河北岸防线的重中之重，桥北堍西侧的邮政总局大楼作为制高点，发射的火力可以完全覆盖整个桥面，这里自然就成了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37军第204师第611团3营近百名官兵的最佳防御据点。

守军居高临下，子弹就像暴雨一样在桥面上狂泻，解放军突击的战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就包括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军79师235团1营的战士们。四川路桥成为整个市区之战中解放军唯一一次“抗命”动用火炮的地点，可见战况之激烈。

在解放上海的隆隆枪炮声中，有一个人正在市政府“值班”，他就是“代理”市长赵祖康。其实早在1948年底，赵祖康就已经开始尝试接触在沪中共地下组织。到了1949年2月，他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朋友。赵祖康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为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在上海邮政大楼激战的前一天（5月24日），凌晨1时，市政局长赵祖康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让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的，让他马上过去。“我找你来，是请你来代理上海市长！”陈良急切地对赵祖康说。赵祖康面露为难之色，提出希望由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出任“代理市长”，但遭到毛森断然拒绝。赵祖康于是顺水推舟，要毛森推荐一人协助他维持社会治安。毛森毫不迟疑地推荐了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的陆大公。

“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本来是要枪毙他的。”毛森此言一出，吓了赵祖康一大跳。但毛森的怀疑并没有错，陆大公也早就已经是“自己人”了。1948年底，中共党员吴克坚来到上海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与陆大公建立了联系。1949年4月，吴克坚根据中央指示，派联络员肖大成联系陆大公，要求其做好起义投诚的准备工作。所以，当5月24日在电话里突然接到“代理局长职务”的命令时，陆大公就立刻请示了中共地下组织。吴克坚当即指示肖大成要陆大公消除顾虑，接受“代理局长”职务并要肖大成以义务警察身份配合其工作以便随时指示机宜。

陆大公接任代理警察局局长后，当即指示“户籍册和档案等物必须保存，不准毁坏”。在毛森出逃后，陆大公立刻按照党的指示，维持好社会治安，积极做好起义准备，迎接上海解放。解放军在进入上海后，第一个接管进入的就是警察总局和分局。陆大公不停在向赵祖康汇报解放军的动向，并执行赵祖康的指示：“不许抵抗，挂白旗！”

5月26日清晨，赵祖康到公用事业部门现场办公。在他的保护下，上海市内的公用交通基本恢复正常，水、电、电话都没有中断。就在这时，赵祖康得知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苏州河北岸邮电大楼的国民党残军还在“死守”。很快，赵祖康接到解放军指示，立刻打电话给值守在邮政大楼的上海邮政局代理局长王裕光，要求他对国民党守军进行劝降，投降时间限定不晚于当天下午4时。

其实，王裕光当时也很焦虑。南京解放后，上海解放迫在眉睫。为了把邮局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中共党组织指示邮局接管小组不仅要保护好资产、设备和档案，更重要的是保障邮局特殊时期的正常通信。为此，党组织决定由戴孝忠负责做王裕光的工作。以王裕光和工会理事长王震百为首的主管人员，认清了前途，成立了护局委员会以安定人心。

但对邮局守军的劝降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据赵祖康之子赵国通回忆，当时国民党守军的赖姓营长拒绝投降。王裕光一直做他工作，眼看距离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王裕光率领护局委员会的同志冲进了营长办公室。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青年军204师残部全部放弃了抵抗。“没有丢失一份邮件，没有损坏一件设备，没有遗失一份档案”，上海邮政大楼就这样完整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大楼332会议室的玻璃窗上至今还保留着那场战斗形成的一个弹孔。经向赵国通求证，由于之后上海市区再未发生大规模激战，这个刻意“永不修复”的弹孔就此成为“上海解放留下的最后一个弹孔”，见证了解放战争在上海市区最后的激战。

之后，赵祖康又用同样的办法促成了河滨大厦和外白渡桥北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守军的投降，解放军安全渡过苏州河，南北胜利会师。“代理”市长、公安局长、邮政局长的赵祖康、陆大公、王裕光都为上海解放贡献了力量，在重要历史关头选择和这座城市一起迎来“春天”。

解放后，赵祖康、陆大公、王裕光先后加入了上海民革组织，赵祖康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后又历任民革市委会第三至七届主委。作为道路工程专家、市政规划专家，赵祖康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解放前，时任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作为《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和团队四处奔走，锲而不舍，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份规划并未变成现实。

图文并茂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经陈毅市长批准，终于在1950年7月正式印发。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中的一些重要规划思想传承至今，对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时至今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赵国通如是说。

赵祖康在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时提出，把越江交通工程纳入规划方案中，包括建造越江隧道、建造跨江大桥两种构想在新中国终于付诸了实践。1965年4月初，上海市城建局向中共上海市委推荐打浦路隧道方案；1971年6月10日，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从此，上海有了第一条连接浦西与浦东的交通干线；1988年12月15日，横跨黄浦江的南浦大桥工程正式动工，衔接内环线高架路、中山南路和陆家浜路，引桥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璀璨耀眼；1991年11月19日，南浦大桥正式通车，上海人终于圆了“一桥飞架黄浦江”的梦想。南浦大桥通车的那一天，91岁的赵祖康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上大桥。凝望着设计新颖独特的斜拉索，远眺浦江两岸的高楼建筑，他的内心无比激动。浦东浦西顺利牵手的背后，凝结的是赵祖康等老一辈工程技术专家的智慧和坚持。

退休后，在颐养天年的日子里，赵祖康仍然非常关心上海的城市发展与建设，而上海市领导，如江泽民、朱镕基等，也十分重视赵祖康的独到见解，每当讨论市政建设项目时，都会认真听取赵祖康的意见。1989年9月1日，赵祖康90大寿，朱镕基专程前往赵祖康位于兴国路的家中为他祝寿。在送给赵祖老一柄精致的龙头拐杖上，朱镕基还亲自写下了祝词：“年高德劭，功在上海”。据赵国通介绍，朱镕基从不轻易题词，在上海仅有两次，为赵祖康祝寿题词就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份礼物是民主党派成员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证明。

“潘敏啊，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今年春节前夕，机关总支部上门慰问、探望老同志时，解放前就已投身革命工作、现已108岁高龄的离休干部沈宗镐以一个民革前辈的身份寄语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民革人”更要传承、厚植、奋进民革优秀传统，坚定投身伟大事业，责任艰巨而使命光荣。

在组织建设中，市委会机关总支部始终要求青年党员通过四史及民革党史学习读懂上海作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在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因为，近代民族工业在这座城市发轫，新文化运动在这座城市发端，马林来华指导建党在这座城市发生；“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上海也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共合作、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的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成为中共开展地下斗争、扩大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当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反攻之时，尤其是在上海即将重回人民怀抱的重要历史时间节点，民革前辈赵祖康、陈铭枢、吴艺五等纷纷改旗易帜，做出了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利益的选择；解放后，上海成了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为支援全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又一跃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鉴往知来，砺行致远。

上海邮政博物馆里，那个永不修复的“上海解放留下的最后一个弹孔”凝固了75年前的惊心动魄，无声地诉说着上海黎明到来前的往事。但历史从来不是完成时，而是始终在进行时！上海民革的广大党员必将，奋楫劈波浪，携手共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