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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民革党员、中共党员、1968年高中毕业的知青。务农两年，被招工至湖北汉川县化肥厂工作18年，1988年调回武汉，在青山区妇幼保健院工作。当时39岁的我报名到武汉卫校医士班（三年制）边工作边学习，考试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证》，在单位从事心电图检查工作，2004年退休。

我出生在一个很特殊的家庭，家族成员中50%都在台湾。儿时的记忆中伯父、伯母、叔叔、姑父、姑母他们都在哪里？长什么模样？都不知晓，听大人们说：“他们都是国民党的，于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从我记事起，命运就将我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紧紧连在一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温暖了“三胞三属”的心，我也迎来了新的春天！从汉川调回武汉后，我便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从1992年到2007年间，我光荣地担任了青山区政协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曾多次被评为“五个一先进个人”。在青山区委统战部的关怀下，我于1996年元月加入了民革，并先后担任了民革青山区综合支部主委和民革青山区工委副主委，还担任了青山区台联会副秘书长。

我的伯父周法云，1938年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时值抗日烽火熊熊，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重庆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以下简称16.1），随后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他赴台后历任台湾东管区炮兵司令、台北警备司令等职，中将军衔。伯父一生不忘中山先生的教导：“统一是全体人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因此他念念不忘为振兴中华、祖国统一而努力！在台湾的39年中，他十分思念家乡，便在诗中写到：“暌违乡园万重山，归期若梦终日盼；往事如烟尘迹渺，两岸亲情声声唤。”这首诗道出了一位黄埔老人思念家乡的迫切心情，由于历史鸿沟的阻隔，他只能将这殷殷游子情渲泄于纸上，描述于诗中，却不能踏上回归故里的路途。

早在1980年伯父就通过在美国读博的儿子与大陆亲人取得了联系，从那时开始我便在字里行间向伯父倾诉思念之情，一封封家书传递着两岸亲人盼团聚、中华儿女盼统一的血脉亲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伯父在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的感召下，开始了为推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而呕心沥血的征程。1988年11月他终于回到了阔别39年的故乡——武汉，返台后他把自家的住房以大换小，腾出钱来作路费，连续四年奔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主动承担起推进交流、促进统一的重任！

伯父回大陆除了探亲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寻找全国各地的黄埔16.1同学。伯父对大陆熟悉而陌生，他希望我能承担起两岸黄埔16.1联络员的重任，我被老人执着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欣然答应了。伯父上北京、奔西安、赴成都、抵兰州，四处联络黄埔同学。当时我刚调到青山区妇幼保健院，正忙于学习和工作，伯父到我的单位看望妇幼保健院领导和同事们，受到青山区委统战部和卫生局领导的热情接待，他回台后还来信致谢，这为我日后请假陪同他开启了“绿灯”。我请假陪伯父赴成都寻找黄埔16.1同学蒋术亮、张修忠，并邀请成都黄埔同学聚会。我还陪伯父赴兰州和天水，考察“天水泰城玉器厂”，为投资设厂作准备。

1989年12月是黄埔16.1同学毕业49周年纪念，我协助伯父在汉口举行庆祝宴会，还邀请了市委统战部对外联络处戚成葆处长和市黄埔同学会李春初会长参加。我陪伯父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倾听了他一次又一次热情洋溢的宣讲，他充满激情地号召两岸黄埔同学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扬骆驼精神，茹苦含辛、鞠躬尽瘁、坚韧奋斗、保持信心、投入诚心、付出耐心。”伯父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为了促进经贸交流，他广泛联系商界朋友，动员他们来大陆投资设厂。他率商界朋友一行七人来汉考察，商量了7个投资项目，为促进文化交流，他邀请武汉杂技团和武汉京剧团赴台交流演出，为此他多次与市委统战部、市台办、省市黄埔同学会的领导接触。为促成“两团”赴台交流演出，几次与市文化局领导及“两团”领导协商，拟定了“草约”，并在台湾《环球时报》连续一周刊登宣传广告，在台引起轰动，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伯父认为：众多的事业目标，先集中力量办好一两件，才有更进一步的资本。

1990年伯父因肝脏肿瘤而住院，出院后，他自费赴统一后的德国，吸取交流统一的经验。之后再次回武汉与有关人士商讨交流事宜。1991年他被确诊患肝癌后，置个人身体于不顾，赶紧于5月13日率团来汉考察，并与“两团”签了“草约”。1991年11月4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伯父的生命。伯父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黄埔军人，我要继承他的遗志，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1991年10月，湖北省政协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台湾的黄埔16.1同学席少丹伯伯应邀参加大会，我去机场迎接他，从此我便开始了与他长达19年的交往。席伯伯是贵州人，他的父亲是辛亥烈士，他几乎每年都要来大陆，先去老家给父亲扫墓，然后去各地看望黄埔同学，他来武汉次数最多，参加黄埔16.1每年一次的毕业聚会，偶尔他还会给我们资助活动经费，我与他长期书信或电话往来，后来他担任了台湾黄埔16.1同学会会长，一直致力于寻找其他黄埔16.1的同学。

黄埔16.1的学生是1938年入学，1940年毕业，校址在成都。从1989年他们开始庆祝毕业49周年，之后几乎每年都是我协助闵文杰伯伯自筹经费举行毕业庆典（偶尔停办），2000年闵伯伯去世后，便是我与他的女儿闵润琪组织毕业庆典。从1988年我担任黄埔16.1联络员至2010年，这22年中，我参加接待了多位台湾来访的黄埔老人、接待了台湾黄埔16.1参访团，为两岸的黄埔老人传递信息、沟通亲情、组织活动、热情服务。我在青山妇幼保健院工作，主动协助青山黄埔联络组组长杨洪昌伯伯为黄埔老人服务，登门看望慰问。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活动，会上我演唱歌曲，歌颂祖国歌颂党。20多年来我积极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参观学习、参加学习班、参加文艺演出等。我早已融入了“黄埔”这个大家庭，热情为黄埔老人服务、积极参加黄埔活动已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我生命活力，是伯父让我与黄埔结下不解之缘。作为黄埔亲属，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发扬黄埔精神，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奉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