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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国》出版座谈会暨捐赠仪式在足球彩票机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足球彩票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郑建邦曾为该书作序，刊登于2023年1月19日《团结报》第5版。以下为序文全文——

程潜

程潜先生的画传《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国》即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程老先生的家人希望我为此写些文字，忝为序言。于我这个民革后辈来说，这既是愧不敢当，又是殊感荣幸的事情了。

程潜先生（1882年—1968年）表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是民革杰出的前辈领导人。由于他德高望重，毕生爱国，追求进步，对国家、民族颇多贡献，无论他生前身后，人们都习惯地尊称他为“颂公”。

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军事家，颂公于政治、军事上的建树自然是不少的，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养之深厚，为人品格之高洁，对中华民族振兴追求之执着，又是他所处时代的佼佼者，故而颂公家人将这部画传定名为“光风霁月”，意在形容“雨过天晴，万物明净”。论人是说颂公一生注重个人品格修为：论世则讲颂公毕生追求国家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幸福。窃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这本画册，使用大量珍贵照片、图片展现了颂公的一生。

颂公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参加辛亥革命，到护国、护法运动；盛年时期，则参与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顺应历史发展和人民愿望，克服重重困难，置个人及家庭安危于度外，毅然在湖南和平起义，不仅使湖南家乡免于战火，也为后来四川、云南等地的和平解放树立了榜样。纵观颂公一生，说他始终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前列，应该是毫不为过的。

在旧中国，一个人要做到“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旧中国政坛，有太多东西干扰政治、军事人物的选择，而能让人始终做出正确选择的因素无非两点：一是“一眼万里”，洞察国家、民族发展之利弊；二是“天下为公”，无私忘我。

颂公早年在日本与湖南籍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交游，而后又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对其革命思想深为感佩，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启了一生革命之路。1905年，颂公加入了同盟会，随即参加“丈夫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被清政府派到四川训练新军。不到两年，就当上了第十七镇正参谋官。但武昌起义枪声一响，他毫无贪恋富贵之心，立即赶赴上海参加起义，后随黄兴投身战斗一线。在武昌龟山炮台上，颂公利用自己在日本学习的炮兵技术与清军死战，予敌重创。

此后，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颂公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英勇奋斗。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虽然颂公对加入“中华革命党”需要按手印、立誓纸等封建陋规不以为然，拒绝入党，但他坚定信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曾稍有动摇。

1923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积极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欲重举北伐大业，却痛感身边缺少军事人才。四顾无人之际，发觉颂公的履历、资格、能力齐全，遂任命其为大本营军政部长。颂公又以大本营的名义创办了军政部讲武学校，自任校长。后来军政部讲武学校的学生，被并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

不惑之年的颂公，不遗余力地培养扶植后辈革命青年们。当时，许多三湘子弟受其感召，踊跃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但在汉粤铁路通车之前，从湖南到广州这段路程却是十分艰难的。一般先要从长沙乘坐火车到武昌，再渡江到汉口，坐轮船前往上海。在上海租界稍事休息后，复乘海轮到达香港，经香港最后抵达广州。当年我的祖父郑洞国将军，就是从兄长那里要了60块银圆盘缠，由长沙通过上述路线，一路辗转到达广州的。然而，这样一笔不小的开支不是每个人都能筹措到的。而且，即便一些年轻人千辛万苦赶到广州，也未必能报上名。如陈明仁、李文等在军政部讲武学校受训半年，后被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宋希濂则运气不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了黄埔第一期。我的祖父郑洞国到广州时，也因黄埔军校报名期已过，不得不冒用别人的名字考进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可以说，许多湖南子弟不远千里来到广州，很大程度上是受颂公这位辛亥革命元勋的感召。

1926年，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颂公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这支劲旅，一路冲杀，直至攻克南京。遗憾的是，后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施“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颂公也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斗中，被褫夺军权，被迫下野。

下野之后，闲居上海的颂公，自筹经费创办名为《南针》的杂志，积极主张抗日救国。1935年，基于颂公声望，他重被启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年底正式出任参谋总长，主持制定《中国国防计划纲领及程序实施方案》，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做了战略计划和战前准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颂公先后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重庆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等职，亲身经历并指挥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许多重大战役。

这本画册中收录了不少颂公抗战时期的照片。其中一张颇令人瞩目：在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这天，蒋介石与颂公共同乘坐敞篷汽车，接受群众欢迎。照片中蒋介石志得意满地向群众挥手致意，颂公则正襟危坐，面色严峻凝重。盖因抗战之艰辛、军民牺牲之惨重，颂公这位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老军人，心中悲欣交集之状，颇难言表也。

《光风霁月——程潜与近代中国》中讲述湖南和平起义的过程，无疑是颂公一生事业最重要、最艰危的经历了。

颂公身为国民党元老，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早已看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失去民心，必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朝气蓬勃，其政策主张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受中国劳苦大众的热烈拥护，不愧是孙中山先生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他决心协助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进而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因此，他主政湖南后，即暗中筹划湖南和平起义事宜。

斯时也，身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颂公，看似望高权重，实则周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一面是蒋介石与桂系首领白崇禧等对颂公威逼利诱，日甚一日；一面是特务横行，军队内部人心浮动、主张各异。稍有差池，便会事败身死、功亏一篑。所幸在共产党人的鼎力帮助下，颂公与他的黄埔军校时期的学生陈明仁将军通力合作，周密筹划，终使起义成功，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从新中国成立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湖南和平起义事宜，并充分考虑到颂公的一些顾虑和困难，特别批准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国民党部队番号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此举让许多顾虑重重的国民党将领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弃暗投明。这些无不体现出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政治胸襟和气魄。当时我的祖父郑洞国将军已在东北长春兵败卸甲，精神上正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彷徨之中。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让他的思想为之震撼。颂公是他的师长辈长官，陈明仁将军则是他患难与共过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他们的政治抉择，难道不应该成为他的榜样吗？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给予颂公极高的礼遇和信赖。颂公不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且长期在湖南担任省人民政府主席。他以古稀之年，经常深入基层，为家乡兴修水利，造福桑梓。

颂公也是民革德高望重的前辈和杰出领导人。1956年，颂公当选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足球彩票任职期间，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想，正是因为颂公既能“一眼万里”，把握时代脉搏；又能“天下为公”，无私奉献，才使我们将他作为民革的政治榜样，永远深切地缅怀他、学习他。

“光风霁月”四字，恰是颂公一生的写照！

是为序。

（本文原载于2023年1月19日《团结报》第5版）

来 源｜ “团结报团结网”微信公众号

作 者｜ 郑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