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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刊发的电文常见多人联合署名的现象，联合署名在舆论和声势上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孙中山和章太炎联合署名刊发的电文有数通，集中于护法运动时期。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第七辑《护法史料》收录两通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合署名的电文，将其分别命名为《总理与章炳麟警告对督军团叛变持观望态度省区电》（1917-6-6）与《总理与章炳麟主张对北洋军阀不应妥协致陈炯明电》（1917-6-10），这两通电文还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通过电文联合署名这一视角对电文进行考释，可以增进我们对孙中山和章太炎的交谊以及章太炎对护法运动的贡献的了解。

联名电文是护法运动的宣言书

章太炎自1913年“二次革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拘禁，他除了收徒讲学之外，密切关注时局，坚持反袁斗争。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便进入停战阶段，章太炎这时撰写了《对于时局之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指出：“帝制取消已匝月，而行事与帝制未起以前相等，非独国人不可欺也，虽外人之觇国者亦目击而得之矣。且人情所患，莫甚于寇邪报复。辛亥之役，贪人酷吏，一切未加诛夷，及统一，而卒受其蹂躏。今南军所称为首恶者，在位泰半如故也。纵令兵挫饷屈，强欲相从，而不得不戒于前事，然则丈夫固决死耳。”章太炎简要回顾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未能对清朝统治阶层和地方实力派进行清理所带来的教训，致使革命党人和人民深受其害。有鉴于此，他呼吁这次护国军应该借鉴历史经验，抱着必死的决心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份《对于时局之意见》撰写于护国运动的尾声阶段，表明了章太炎对于北洋军阀的鲜明立场，章太炎在被袁世凯拘禁的近3年时间里，正是表现出了他的决死精神，与倒行逆施的袁氏集团斗争到底。因此，这份意见书也开启了章太炎新的革命斗争阶段——护法运动。

自1916年6月章太炎恢复人身自由，到1917年7月他与孙中山等人发起护法运动，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章太炎四处奔走并为消灭袁世凯时期的帝制余孽作舆论的宣传，章太炎在1916年6月之后多次发表演说并多次致书大总统黎元洪，向其阐明不彻底剿除帝制余孽将贻害无穷，建议以雷霆之势廓清余孽势力。1916年9月，张勋和倪嗣冲组织了各省区联合会（又称督军团），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军政势力。当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因对德宣战问题爆发“府院之争”后，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督军团则借机公开向总统府施压，倡议解散国会并修改约法。最终，爆发了张勋复辟，孙中山与章太炎不得不再次掀起革命运动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因此，《革命文献》第七辑《护法史料》将前述的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合署名的两通电文作为《护法史料》的开篇，正是显示了革命党人义正词严的立场，开宗明义向各省督军声明：“若脱离民，固当为四万万人所摒弃；若脱离总统、政府，亦与叛逆不殊。”这个立场正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法统的目的，表明护法运动是正义的运动，因此，可以说《总理与章炳麟警告对督军团叛变持观望态度省区电》是护法运动倡义的宣言书。

对孙、章联名电文的考释

《革命文献》中将孙、章联名的第一通电文命名为《总理与章炳麟警告对督军团叛变持观望态度省区电》，而《孙中山全集》将此电文命名为《致陆荣廷唐继尧等电》，《章太炎全集》则命名为《与陆荣廷》，该电文的原始出处登载于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6月8日版，只比电文发出时间晚了两日。《革命文献》中将孙、章联名的第二通电文命名为《总理与章炳麟主张对北洋军阀不应妥协致陈炯明电》，而《孙中山全集》对此电文的命名为《致陈炯明电》，《章太炎全集》则命名为《与陈炯明》，该电文的原始出处有两处，其一为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6月10日版，其二为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6月10日版，电文发出时间不详。由上述两则电文命名的不同可以看出，《革命文献》的命名是为了突出孙中山和章太炎坚决护法的革命姿态，而两种《全集》的命名则更趋于中性。两则电文的内容表达了孙中山和章太炎积极努力扩大革命阵营的态度和决心。

在第一则电文内，孙、章两位革命领袖首先向广西、云南及西南其他各省督军分析了当时部分北洋军阀发动叛乱后的政治形势，即：自安徽省长倪嗣冲于1917年5月29日宣告安徽独立之后，相继有奉天、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直隶、黑龙江八省宣布独立，革命党人称之为督军团叛乱。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各省督军和省长皆是由国家元首任命，应当服从国家的法令，所以不得自行宣布中立。电文还回顾历史上袁世凯称帝时，有些省份因为力量薄弱不能与袁氏集团直接抗衡，遂宣布中立，其目的是对抗帝制符合正义原则；而此时的各省宣告中立则是脱离民国、总统和政府，因此，会遭到四亿同胞的摒弃。在电文最后，孙中山与章太炎呼吁道：“巧避作贼之名，以为叛人壅遏义师，是即谋叛各省之屏蔽，不应听其巧诈，回避不攻，使叛人有所荫庇。”

在第二则电文中，孙中山与章太炎谆谆劝导陈炯明不可姑息养奸，应该与叛乱之省份斗争到底。1917年6月8日，陈炯明到达广州后，积极协助督军陈炳焜和省长朱庆澜开展讨逆工作，巩固了广东乃至西南各省境内的安宁。因此，电文首先称赞了陈炯明在广东发起国民大会，造成广东“岭表一振，则全国望风，叛党当自崩沮”的局面。“府院之争”发生以后，北京政权则为段祺瑞的皖系所掌握，北洋集团内部出现拥护复辟和推举冯国璋两种势力。电文进而指出，此时的段祺瑞集团内部分裂且难以获得西方承认，于是，寻求黎元洪庇护。黎元洪因被蒙蔽而同意与段祺瑞集团和解，从而损害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尊严。当时，黎元洪所倚重的只有国会，而国会和大总统分别面临被段祺瑞集团解散和罢免的危险。孙中山和章太炎担心国会一旦被解散，总统易被叛党挟持并可能成为叛党号令全国的筹码。因此，他们建议陈炯明应该对外发表宣言拥护国会，而不是拥护总统，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护法的根本任务。电文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1916年西南诸省在护国运动尾声时因过早裁撤军务院而不能将帝制余孽清除干净的教训，另外，电文批评黎元洪不应向段祺瑞集团表示妥协，称：“元首降贼，而人民复靡从之……适为辜负全国矣。”为了鼓舞士气，孙中山和章太炎在电文中号召诸省为保障国会应该与叛徒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则誓不罢兵，并与广大人民群众就此立誓为证。最后，孙中山和章太炎在电文的末尾还提出了护法运动发起后的全国性的指导方针，“使叛徒倔强如故，固当出义师而声讨；即叛徒取消独立，亦当以甲兵为大刑。”这里我们看到，孙中山和章太炎所提出的针对护法运动的全国性指导方针不仅包含对叛徒的军事斗争，还包括对叛徒的后续司法审判和量刑工作。与第二则电文同日刊载于上海《民国日报》的另一则孙、章联合署名的电文对这一指导方针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该电文是发送给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六省的督军和省长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制罪魁”和段祺瑞北洋集团，要求对他们严惩不贷，以保障“共和遗民”。倡导“诸公倡义坤维，有进无退，万不可以府中乱命遽回仗义之师。”电文开列惩治名单包括：“伪政府首领徐世昌及各省倡乱督军、省长、护军使辈，以及去岁帝制罪犯，指嗾叛乱之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身为谋主之梁启超、汤化龙、熊希龄等，有一不诛，兵必不罢。”后来，护法运动的结果不幸而被孙中山和章太炎言中了，南方和西南的军阀和北洋军阀如一丘之貉。

章太炎对护法运动的贡献

1917年7月初，面对张勋发动复辟，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共同发起护法运动，长期以来，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贡献为世所熟知，而章太炎在护法运动中的功绩却渐趋模糊了。其实，在护法运动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章太炎就曾频繁刊发电文和报纸文章力促清除袁世凯帝制余孽，并号召西南诸省与督军团进行彻底的军事斗争以保障《临时约法》的权威和共和制度。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宣布护法军政府成立，章太炎被特别委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为孙中山撰写了《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号召天下共同打击破坏共和制度的人，达到“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的目的。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章太炎为护法而奔走，为动员西南军阀出兵北伐，他的足迹遍及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等省，行程达1.4万余里。1919年，章太炎集合同志组成护法后援会，反对南北议和。1920年，章太炎身患黄疸，热病大作，几乎送命。1920年底，他又投身到在各省推行“联省自治”这一新的运动之中。虽然，护法运动的结果失败了，但是，章太炎对护法运动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章太炎曾在解释“讨逆”一词含义的文章中顺带阐述了发起护法运动的目的，他指出：“余此次与孙中山来粤，即欲切实结合多数有力者，大起护法之师，扫荡群逆。凡乱法者必诛，违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制国家，始得成立。所谓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实现之一日。”章太炎通过这篇对“讨逆”含义进行阐释的文章向人民表达了发动护法运动的现实意义。

护法运动是发生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尾声时期的一次革命运动，此役受挫之后，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寻求改造革命党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放弃以法治途径解决民国政治的方式，但是，孙中山找寻新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想法日渐萌发。章太炎在护法运动之后，也并未沉寂下来，而是选择“联省自治”作为对抗北洋军阀集团破坏《临时约法》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手段，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人在政治上再次产生分歧。1920年11月，孙中山从广东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虽然二人在很多政治观点上意见相左，但是孙中山对章太炎的政治辅助作用还是很看重的，从1921年10月1日孙中山给章太炎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章太炎自辛亥革命以来在言论界的重大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章太炎可以继续为第二次护法运动提供舆论声势的支持。孙中山在回信中这样说道：“上海自民国以来，隐然为政治运动之枢纽；而言论机关林立，消息敏捷，主持清议，易于为功。先生昔在清季，提倡驱胡，灌输学说于国中青年学子，每一言出，海内翕然宗之，光复之功，不在禹下。此时大军出发在即，务望先生筹度国是，发为谠论，以正谊之力，遏止伪廷卖国殃民之行动，他日收效之宏，当不让辛亥，而民国食先生之功于无既矣。”孙中山所谓的“正谊之力”正体现了孙、章两人的友谊和联合刊发电文所带来的舆论影响力。然而，我们看到，章太炎留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功绩却止步于护法运动，他没有能够将“恢廓民权”的政治观念眼光向下地去继续探索，这大概就是鲁迅说出章太炎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白圭之玷”，章太炎的革命志向是始终如一的。

（作者系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