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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足球彩票委员余心清（1898年-1966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祖籍安徽合肥，1898年生于南京，曾担任冯玉祥的高级幕僚长，长期坚持抗日反蒋立场，系西北军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49年，余心清的人生经历了从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的重大转折。

老虎桥

1949年1月28日，农历戊子年除夕。下午5时左右，南京香河老虎桥监狱里7名囚犯随法警匆匆登上一辆大卡车，向特种刑事法庭疾驰而去，当办完保释手续获准离开时，已是掌灯时分。众人就地告别，各自散去。唯有一人，摸摸白发、捋着长须，不肯回家，坚持要先去照相馆一趟。他就是一年多前轰动全国的“北平共谍案主犯”余心清。

1947年9月24日，设在北平京兆东街24号院内的中共地下电台，遭保密局特务用技术手段侦破，四名电台工作人员和大量密电文稿落入敌手。三天后，时任保定绥靖公署中将、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被捕。在同案入狱的人当中，余心清官阶最高、影响最大。

余心清入狱，是由于他暗中策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与中共合作、给周恩来发密电一事被特务发现，但他与蒋介石对着干，由来已久。1934年“闽变”失败后，作为冯玉祥代表的余心清遭蒋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加紧对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于8月下旬与第三集团军合作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由韩复榘兼主任，余心清任副主任并实际负责。该班招录平津流亡学生等1500余人为学员，为山东保存了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往事历历，余心清自知蒋新账旧账一起算，必欲除之而后快：“别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

然而，余心清最终幸免于难。他被捕时，妻子刘兰华正在美国治病，闻讯匆匆赶回国内，为其四处奔走，魏德迈、司徒雷登等人，皆在请托之列。后者既是余心清早年就读金陵神学院时的教师，又是刘兰华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校长，与夫妇二人有双重师生之谊。司徒雷登面晤蒋介石说，余心清杀不得，此人又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很多人反对。蒋与司徒雷登私交不错，虑及这位驻华大使的情面，最终还是听了。1948年10月19日，因“北平共谍案”入狱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位列案首的余心清暂时逃过一劫，由国防部军法局监狱转至特刑庭，继续羁押受审。

1949年，国共对阵形势日趋明朗。为摆出和平姿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七项措施，包括撤销特刑庭、释放政治犯等。形势的一连串变化，给营救余心清带来重要转机。余心清曾在冯玉祥部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学生众多，其中一位叫蒋岱燕，此时公开身份是中苏文协妇女委员会秘书。她奉命设法营救余心清、梁蔼然（中共地下党员）等4人出狱，以防当局日后加害。蒋岱燕找到南京法院一位梅姓法官和当地某盐号老板，做通了他们的工作，拿到保释文件，于除夕将余心清等保释出狱，并将余心清领入位于汉中门的中苏文协楼上一杂物间，供其暂时栖身。几天后，外面情势渐渐不妙。为防节外生枝，需尽快转移。此时，蒋岱燕已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联系妥当后，蒋岱燕遂掩护余心清乘火车赴上海。为躲避特务耳目，余心清换上了久违的黑色神父袍，戴上熟悉的银白色十字架项链，加之狱中所留长须尚未剃去，活脱脱一副神职人员模样。抵沪不久，上海开始抓人，他躲过机场严密盘查，直至登上飞机，“才把沉重的心放了下来”。

荔枝角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是反蒋反独裁的重要阵地，众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云集于此。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从1948年9月起，先后有数批民主人士秘密启程，分期分批从海路北上，奔赴东北、华北解放区。余心清的到来，无疑是进一步壮大了民主阵营的力量。

1949年2月4日，余心清出狱的新闻见诸报端。消息传开，着实让一众朋友们兴奋不已。14日，香港《大公报》刊登《我的朋友——余心清》一文，开篇的一句话，大概颇能代表众人的心情：“余先生已出‘院’，大家都很高兴！”

在好友谭惕吾等人帮助下，余心清在香港荔枝角九华径暂时安顿下来。余的临时住所位于山岗之下，居处幽静，海风习习，对身体恢复颇为有利。利用这一良机，他开始撰写回忆录，留下“十七个月监狱生活的一笔总记录”。民盟的一位朋友名叫巴波，协助做记录。短短20天，一本10万多字的回忆录问世了。这是一本奇书。身负“要案”而能从蒋牢中活着走出，本来已属奇迹。出狱次月即开始撰写回忆录，将狱中黑暗与胸中波澜纤毫毕现于世人面前，亦奇。余心清极具诗人气质，兴会所至，嬉笑怒骂，皆成诗篇，身在缧绁依然写就16首“狱中诗”，更奇。

余心清坦言：“我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并不是因为吃了苦头想向人倾诉，或是想用这些材料标志出自己有过怎样不平凡的一段历史；不是的，如果为了这个目的，那，我简直没有勇气来复述它。我之所以要写他，是企图用监狱这一个不见阳光的角落反映出蒋政权的丑恶，腐化，残忍，反动的实况来。叫读者看看这个政权是建筑在什么上，而它垮台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香港《华商报》是中共在港发声的重要窗口。余心清回忆录以“在蒋牢中”为总题，从1949年3月17日起，分48期在该报连载，直至5月28日以“我终于微笑了”终篇。这份狱中生活实录，情感激越、笔触细腻，真实记载了他从被捕到出狱的点点滴滴，成为射向南京政府的一枚犀利的“纸弹”，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份翔实的史料。

回忆录见报后，反响甚大。6月6日起，南京《新民报》全文转载，“编者按”写道：“这里我们将连载发表余心清先生的《在蒋牢中》，余先生原是冯玉祥先生的旧属，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办公室的主任，他从内幕里写出了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暴露了蒋匪特务的凶残和狡黠，以及他怎样从现实的教训里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6月15日，香港华商报社出版了回忆录单行本，这便是《在蒋牢中》成书的最初版本。翌年初，余心清对全书加以补充修订。10月，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再版。余心清在序言中说：“我把这本书，虔敬地献给书中的五位烈士。”1981年，该书列入“文史资料丛书”出版，现已是“百部红色经典”之一。

据蒋岱燕回忆，为表达谢意，余心清在香港时曾说，是学生蒋岱燕营救他出狱的。其实他的这位高足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余当时全然不知。报纸传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立即通知蒋岱燕勿返南京，就地隐蔽身份，迎接全国解放。十年后，余、蒋师生重逢，在太湖边合影留念。

回忆录完成后，余心清即于1949年3月中旬启程，搭乘外轮赴天津，再返抵北平。

从1948年到1949年，为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先后组织护送了1300多人北上，其中包括350余位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即其中之一。和他同船北上的，有一同出生入死的狱友梁蔼然，以及骆宾基、卞之琳、戴望舒等多位知名人士。

颐和园

1949年3月19日下午，余心清一行抵达北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安排下，他入住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101房间。前前后后在该饭店下榻的，还有黄炎培、柳亚子、孙起孟、胡子婴、谢雪红等众多民主人士。

余心清素来交游广泛。故交新知当中，与他往来频繁的是柳亚子。几天后，余心清前去拜望柳亚子。翌日，柳回访，有诗题赠，云：“赦书忽下君何幸，异地初逢我未迟。风谊应归游侠传，姓名早列党人碑。颇怜西北骁腾尽，伫待东南运会移。哀乐中年豪气减，倘容更杀第三围。”柳亚子与毛泽东友谊深厚，在毛泽东的安排下，4月25日下午，柳亚子夫妇与余心清入住颐和园益寿堂。

余心清与朋友们往来频繁，其擅长礼宾的才具，很快显现出来。4月28日，李济深等往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余一路陪同。6月5日，黄炎培等来颐和园散心，余协助中共方面妥为招待。

在所有朋友当中，对余心清影响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新政协会议召开前，他们会面至少有三次。1949年5月1日下午2时许，毛泽东来到颐和园，先到益寿堂西厢与余心清略谈，旋至后轩看望柳亚子。这是毛、余二人首次会面。

5月5日上午，毛泽东如约派秘书田家英迓迎柳亚子夫妇，余心清、范志超同往。众人从颐和园出发，先赴香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衣冠冢，随后前往双清别墅。毛泽东设家宴款待，并与众人合影留念。宴会气氛融洽，宾主“谈诗论政，言笑极欢”，柳亚子“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

重返北平后，眼见民主夙愿即将成为现实，余心清精神极为振奋。4月，中国文化界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北平文化界联名发表宣言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盗运文物，余心清都参与其事并签名。6月，他与李锡九等人筹设民革北平分会，两个月后即宣告成立。8月，他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当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并以民革北平分会筹委会主任的身份致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年，余心清所任本、兼各职，数量近20个。

北平春来早，东南运会移。新中国诞生在即，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余心清，意气风发地投入新政协会议的忙碌之中。

怀仁堂

余心清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面实属偶然。1949年6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顺路走进勤政殿，恰巧遇到在此指挥布置会场的余心清。看到毛泽东到来，余心清即陪同视察勤政殿，说勤政殿和怀仁堂都是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修缮的。毛泽东闻言赞许道：“开好会少花钱，这也是支援前线啊。”视察结束后，毛泽东说：“我看你对这一套工作很熟悉，将来你就做这一套工作吧。建国以后，这一套工作也很重要呀。”余心清当即表示听从安排。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名单，余心清等九人为常委会副秘书长。8月26日、27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在勤政殿举行第四次会议，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草案）》。余心清是出席会议的民革16名正式代表之一。

筹备和召开新政协会议期间，大部分民主人士和会议代表住在北京饭店。作为北平城内首屈一指的大饭店，它供应西餐而无中餐，所以很多人吃不惯。余心清是精通中西餐饮的行家，为此专程走访玉华台饭庄。玉华台饭庄以经营淮扬菜闻名遐迩。在余心清协调下，朱殿荣、王兰、王杜昆、孙久富等9位淮扬菜名厨调入北京饭店，令饭店餐饮水平顿时增色不少。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余心清不仅是会议代表，还参与了现场组织工作。9月30日是大会最后一天。按照议程，需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下午4点10分，余心清在台上宣布开始投票。出席会议的解放军四野代表刘白羽，此时正凝神注视着余心清：

由于聚光灯强烈的照射，由于这是最关键的一天，担任大会司仪的余心清，一次一次走上台、走下台，不断通过麦克风调度会场一切活动，他严谨、认真、聚精会神，保证了会场上纹丝不乱，秩序井然，可是他太累了，最后他宣布：“请各位代表即刻出发去参加纪念碑典礼！”等他转身向台下走时，我看到他后背衣服已经给汗水湿得黑成一片。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全程由余心清策划指挥。淮扬菜制作精细，口味兼顾南北，备受各方赞誉，为原本喜庆热烈的氛围增添了回味无穷的记忆。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余心清等4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不久，鉴于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开展，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典礼局，任命余心清为局长。余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过法、日、苏等多国，英语颇佳，与各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多有来往，熟悉中外礼仪。由他出任典礼局局长，自是不二人选。1950年1月17日，刘少奇宴请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余心清首次以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身份作陪。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机构十分精简，典礼局编制仅局长一人。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表扬：“现在各部门都说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1949年对余心清而言，意义非同寻常。这一年，他经历了生与死的转换，目睹了旧与新的鼎革，种种巨变，不啻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余心清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一道，投身协商建国的时代大潮，共同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作者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